传统鉴定必须与科技鉴定相结合

发布日期: 2007-04-27 08:29　阅读:1257

                文/杨静荣（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           

         陶瓷史研究有多种方法，亦有多种流派。而古陶瓷鉴定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凭借专业工作者的经验，依靠自测手摸等手段，鉴定古陶瓷的时代、窑口和真伪。这种方法俗称为传统鉴定。其科学根据有三条：一是纪年墓出土的文物；二是考古发掘的文化层；三是陶瓷本身的确切年款。根据上述三方面获得的陶瓷文物资料，对其造型、纹饰、胎釉及工艺诸方面进行综合排比分类，摸索出规律。传统鉴定的结论，难免受主观因素影响，但因其简便易行，故目前鉴定古陶瓷，主要还是采用这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凭借科技手段鉴定陶瓷的时代、窑口和真伪。如碳14、热释光、裂变径迹及化验胎、釉的化学成分等，其结论不受人为因素干扰，客观而准确，代表着今后发展的方向，但其需要昂贵的科学仪器和精通专业的科技人员方能完成检测，尤其是取样会造成文物破坏，这是文物鉴定中不能允许的。随着现代科学水平的发展，无损测试的各种仪器已经问世，可直接测试陶瓷胎釉的化学成分及釉面玻璃相的老化系数。虽然这些方法还有待完善，但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如测试其胎釉成分，如发现仿品中掺加的现代化工原料，可轻而易举地判断其生产年代。再如测试釉面玻璃质的老化系数，再经排比计算数据，   可判断器物的大概年代，再与其他方法和传统鉴定相结合，则可鉴定出该器物的准确生产年代。
       传统鉴定和科技鉴定各有千秋，优点和局限性并存，前者易出现主观性错误，后者则因缺少数据，难于一锤定音。前几年陶瓷鉴定出现过一些问题，严重者尚引起国际纠纷，有人借此大做传统鉴定与科技鉴定相结合文章，全面否定传统鉴定的科学性，又否定科学鉴定的客观性，鼓吹不可知论的盲目性。凡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基本可分两类，一是对出现问题的前因后果一知半解，未作全面调查，而对陶瓷鉴定专业知识缺乏了解，故而陷入不可知论的怪圈之中；二是别有用心，揣着明白装糊涂，鼓吹不可知论的目的是障人耳目后以售其奸。其中许多人本身即是仿古瓷的生产者或组织者，有些则是收藏了不少赝品的“收藏家”，望广大收藏爱好者务必提高警惕。据笔者所知，前几年陶瓷鉴定出现的问题，并非是传统鉴定和科学鉴定本身的问题，因为传统鉴定的部分专家和科学鉴定的部分科学家事前都对出现问题的器物提出过质疑。出现问题的关键是鉴定体制不完善，部分传统鉴定的专家知识老化，固步自封，盲目地相信自己并不了解的科学鉴定的并不完善的数据。而部分科学鉴定的科学家，在数据缺乏逻辑性的情况下，急功近利，对传统鉴定更是一知半解，便想一鸣惊人的宣读科研成果，故而造成学术界的纷争。有些科学家明知其错，但在研讨会上看到一片赞扬声，碍于人情和国情，则不敢公开宣读自己的正确报告，直到错误报告公开发表，几乎成了国际笑话后，才于数年后发现了自己的正确报告。
我认为，当前古陶瓷鉴定出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鉴定的专家对科学鉴定的专业知识不熟悉，而科学鉴定的科学家对传统鉴定的专业知识也不熟悉。如果二者能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传统鉴定与科学鉴定真正的相辅相佐，在较短的时间内攻克古陶瓷鉴定的难关，当是可行之事。望有志者共同努力，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
         说真话就不会骗人吗
       国泰民安，收藏遂热，中华大地上冒出了成千上万的收藏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笔者在此专讲形形色色的失败者，冠名之“别传”，望有志于收藏事业的人引以为鉴。之所以名曰“藏侠别传”，乃文学戏说之类，切不要对号入座，自寻烦恼。为避“藏侠”对号，还是先拿我自己开刀吧。
知识分子最看重自己的名声，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实事求是乃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凡是一心研究学问的人，都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去开玩笑。我的前辈老师都具有这种美德，在他们言传身教的熏陶下，我始终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但现在的社会变化太快了，说真话也难免不会办糊涂事。我自己就赶上这么一次趣事。
      前几年我去外地调查窑址，有一位收藏界的朋友邀我去吃饭，席间他说：“我有一个学生十分仰慕您的大名，收藏一件磁州窑四系瓶，想请您去鉴定一下。”我对他讲：“我明天下午的火车，既然你看过了，我就不用去了吧。”他又说：“明天中午去看一下，不会耽误太多时间，只看真伪就成了”。盛情之下，我只好从命。
     他的学生是位个体户，前几年做服装生意赚了不少钱，换了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年轻夫人，又喜欢上了收藏，原来赚的钱所剩无几，屋中堆满了坛坛罐罐，但多是些仿制之品或残破之器。见我们来了，主人很是高兴，又是敬烟，又是上茶。他是个商人，嘴、手抖很勤快，嘴中说着客气话，手已从箱中取出那件瓷器，当他打开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件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四系瓶。器物还算完整，但彩绘纹却十分简单，只在胸腹部绘有写意的花草，这种四系瓶在过去的文物商店和现在的古玩市场上只卖到几百元到两千元。在主人年轻夫人和其他人眼巴巴的渴望眼光下，我小心地捧起四系瓶，看了看底足，然后告诉他们：“此瓶为金代磁州窑产品，画风潇洒，纹饰自由活泼，距今已有八百年历史，保存的这样完整，也真不容易。”我的本意是实事求是地评论此瓶，也不想扫收藏者的兴，因为如果作为商品，此瓶实在没有太高的经济价值。看我表完态，那个朋友赶快插嘴：“老师还要赶火车，今天就到这吧”，说完拉着我就走了。
      后来那位朋友到北京出差，闲聊时说起了走了后面的趣闻。原来他的学生找了个年轻夫人后，做生意赚的钱很快花光了，小媳妇总叫嚷要离婚，为了稳住她的心，便想出个骗局，邀我为他鉴定那件四系瓶。待我走后，他的几个朋友便假装要买那个瓶，有叫喊要出15万的，也有叫喊要出18万的，最后喊到20万，他的学生不慌不忙地包起了那个四系瓶：“老师说这件东西是真物，将来肯定还会升值，现在不能卖，你存好收起来，可作传家之宝了。”说完将瓶交给了他的年轻夫人。那个贪心的小媳妇居然信以为真，将瓶锁入箱中，再也不提离婚的事了。
      听完朋友的叙述，我感到既可笑又可气，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朋友安慰我道：“您千万别生气。如果当初对您讲真话，您肯定不去，但是您去了，而且并没有讲假话，您的一席真言，挽救了一桩即将破碎的婚姻，也算是积德行善了。”我只好淡淡一笑：“这种事以后千万别再找我了，我只能鉴定陶瓷，不会鉴定人的感情，维系人类婚姻的关键是什么呢？是爱情，还是金钱？这个问题只能留给社会学家去研究了。
         “歌德巴赫猜想”与收藏
     已故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先生奋斗一生，在研究“歌德巴赫猜想”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当名作家徐迟先生介绍陈景润事迹的那篇报告文学发表后，报社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并附有长篇论文，宣称自己攻克了“歌德巴赫猜想”。当报社将他们的论文送到专家那里论证后，得出的结论几乎完全相同：或者是缺少书学的基本常识，或者是在某一个环节中出现错误。
某些痴迷的收藏者，对于自己收藏的东西过于偏爱，又缺乏研究的基本常识，可是却以自己收藏的东西撰写论文，居然写出了上万字的文章，尽管引经据典，费了千言万语，到头来都是南辕北辙。我曾遇到不少这样的人，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例子。
      一个是一位退休后痴迷收藏陶瓷的爱好者，根据自己收藏的一件清晚期仿康熙的青花花瓶，论述明永乐青花瓷的特点。老先生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引用的文献多达20余种，得出的结论是他收藏的这件青花瓶是永乐时期的产品，至于青花成色类似康熙产品则是他的这件藏品珍贵之处，可弥补文献和传世品的空白。这位老先生痴迷的精神令人敬佩，四处碰壁之后，遇到专业工作者指点迷津，方顿开茅塞。毕竟是有知识的人，勇于探索，也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另外一个则不同了，文化程度不高，但非要干发明永动机的惊天伟业。他根据自己收藏的一件上面暗刻“黄龙二年”款识的米色哥釉碗，撰写了近万字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此碗乃孙权时代所制，是真正的秘色青瓷，当定为国之重宝”。稍有古陶瓷常识的人看过此碗都可以认定`，其上限不会超过乾隆，下限可至民国。但这位痴迷的收藏者总认为自己是“和氏璧”的持有者，拿着这个碗和他的论文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两位资深的专家写出了书面材料，一致认定此碗乃清代中晚期制品之后，这位收藏家仍不死心，认定专家也有“打眼”的可能，并声言，中国的专家不识他的宝物，只有外国洋专家才能有可能识宝，一旦宝物流失海外，要请中国专家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近乎威胁的话，只能显露出他内心的空虚。听说这位痴迷的收藏者一直不死心，又去做了多种科学测试，其结论与两位资深专家的结论基本一样。而他则开始声言，科学测试也不完善，肯定是测错了。
以上两个实例颇有代表性。我认为做学问不能急于求成，路要一步一步走，如果你连几公里都跑不下来，怎么可以去参加马拉松赛跑呢？有人在报纸上打广告，说梁启超一晚上就学会了日文，按照他们的教材和方法，可以速成日文。猛一看挺诱人，但仔细想想，哪个学校能让你在几天内学会一门外语，不是骗子，又是什么呢？再有本领的医生看病时，总是谨慎地讲，你的病先看看再说。而到了江湖医生那里，则是包治百病，包去病根，而结果呢，你除了听了高兴，又能得到什么呢。
    「麻沙本」和版本目录学
     麻沙是个地名，位于福建北部建阳地区。当地盛产榕树，起木质松软，适宜雕版刻印，故宋代开始盛行印书业，但因质量粗糙，常出现脱文错字，误人子弟，逐渐失去了市场信誉。“麻沙本”遂成为一个错版书刊、误人子弟的典故。
     研究古陶瓷，如果对版本目录学缺乏了解，很容易犯“麻沙本”的错误。最近有人撰述文章，论及柴窑与耀州窑的关系，即是一个典型范例。
    最早提到柴窑产地的文献是《格古要论》一书，该书作者为曹昭，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但洪武刻本今已无存，该书传到景泰七年（1456年）时，即已残缺。王佐根据当时的老个版本进行增补，修订《格古要论》,历时4载,只天顺三年（1459年）完成，刊刻于世，易名《新增格古要论》，共13卷。王佐修订《格古要论》时，距曹昭成书时间仅68年，而且有传世版本为据，王佐的修订工作做得十分认真，脱文漏字的地方均已补齐，不能补的和没有确切把握的，也都注明了“原文缺”。而王佐新增订的内容，也都注明了“后增”、“新增”。可以认为王佐的书完全保留了曹昭《格古要论》的原貌。《新增格古要论》柴窑条目注明：“出北地河南郑州”，且没有“后增”、“新增”字样，说明该条目就是曹照原书所载。
     而现存最早的《格古要论》刻本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夷门广牍》本，据曹昭原刻本已有209年，据王佐修订时也有141年，且该本校刻不精，伪误较多，属于“麻沙本”一类的劣质书刊，只能用于校勘参考，不能用于引经据典的学术研究。在这个刻本中记述柴窑条目时，仅对其产地记述了“出北地”三个字。而论述柴窑与耀州窑关系的人，引文都是出自《夷门广牍》本的这个“麻沙本”，却对于校刻精良的增订本视而不见。根据目前存世的各种版本来比较，仅人用《格古要论》一书，只能以王佐的增订本为据。
        笔者并非写论文论述柴窑问题，仅是提出做学问应该具备版本目录学的基础常识，少走弯路，否则就要出“麻沙本”的笑话，会贻笑大方的。顺便提醒一下，研究柴窑问题，另有两本书也是不能引用的，一是《宣德鼎彝谱》，二是《宣德彝器图谱》，这两本书不但是“麻沙本”，而且是明末或清初人精心编撰的伪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认真读读原书，便会知其伪在何处了。
      再论“麻沙本”和版本目录学
     《“麻沙本”与版本目录学》一文发表后，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说谈到柴窑产地的最早文献是《格古要论》，某某专家不是引经据典地讲到，欧阳修《归田集》就论述过柴窑吗？
       我原想从侧面提醒诸多研究者，少走些弯路，不想出任何人的丑，但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果不去纠正，势必会引起诸多误会。
     闲谈《归田集》一书。故宫图书馆藏书够丰富的了，但平装书中未见有《归田集》，仅在线装古籍中发现清人乔莱所著的一本《归田集》，发行量很少，且未见刊刻年代，书面有红色印章“江苏省长送”字样。如果有人能发现欧阳修的《归田集》，肯定是一个特大重要的发现。欧阳修著述颇丰，在他的著述中仅有一本《归田录》，而无《归田集》，这在文史界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如果我没猜错，可能使编辑同志或排字同志将“录”字误排为“集”字。欧阳修《归田录》一书仅有15000多字，共继续是115条，中华书局在1981年出版过校对注释本，李伟国同志点校相当认真，在这个点校中精良的版本中，我们找不到欧阳绪论及瓷器的一句话。我不知引经据典着引自何书，只好照抄其所谓的论述柴窑的文献如下：“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希有，得其碎片着，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晴与果实。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
稍有些文学史常识和陶瓷史常识的人，都会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伪处。第一，欧阳修《归田录》一书著于1071年，欧公时年65岁，第二年便去世了。汝窑的设置是在1086年宋哲宗登基以后的事情，欧阳修不可能见过汝官窑瓷器。第二，像文中那样的诗的水平，如果是出自欧阳修之手，恐怕他也不会被后人评为著名的文学家了。第三，欧阳修不是预言家，怎么会知道宋朝会分为北宋和南宋呢，故于1072年欧阳修身值北宋中朝，如果他没在南宋时复活，怎么会说出“北宋汝窑”之语呢？总之这段文字漏洞百出，只能出于明中朝以后的某个“麻沙本”。不过也有可能使我孤陋寡闻，读书不精，如果真是那样，希望前辈和智者指出我我的错误，也让我少走一些弯路。
          三论麻沙本和版本目录学
    《再论麻沙本和版本目录学》一文发表后，有人问我：“即使别人引错了文献，可是你又凭什么断言那首关于汝窑和柴窑的诗不可能出自欧阳修之手呢？”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现在流行对文物的真赝对比，几乎每期的收藏杂志上都刊有相关的文章，从造型、纹饰、画风、工艺特征上，掌握真品的特征，找出赝品的败笔，从而断其真伪。这也是科学，其要领是掌握真品的特征，总结其规律。文学也有辨伪之说，且早已流行于文坛，其要领也是掌握真品特征，总结其规律，如果你多读读欧阳修的诗文，肯定也能熟悉他的艺术风格，再去辨伪应该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把欧阳修的诗比作官窑精品水平，则那首关于汝窑和柴窑的诗只能算普通的民窑水平，二者差距太大，一望便知。当然，详细论证每一个细节，恐怕也要写上数千甚至上万字的论文，故在此不再赘笔。但是有一点应该指出，欧阳修治学精神十分严谨，流行至今的写作掌故中，如果辑录出书，他似乎是最多的，最起码也是最多者之一。到了晚年他仍然在一丝不苟地校对自己写过的诗文，连他的夫人都感到有些厌烦了，指责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还要这样自讨苦吃呢？找个人帮忙抄一抄就行了。你又不是小学生，难道还怕先生来责备你吗？”欧阳修答道：“我哪里是怕先生生气，二是怕后生笑啊!我不把他抄清楚，难道还要子孙们去考辨不成？”欧阳修留下的“怕后生笑”的这段佳话，实在最耐人寻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想到千年之后居然因一个麻沙本，一生治学严谨的大文学家，却被莫名其妙地推上了汝窑和柴窑的论争之中。欧阳修在天有灵，恐怕也会哭笑不得。
      在陶瓷史的研究中，引用文献务必要核对原文，找到原始之处，才能做到言之有据，图省事是做不了大学问的，投机取巧找捷径，也难攀上顶峰。不怕前任笑，难道还不“怕后生笑”吗？

                                     来源：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专稿